吐蕃时期的唐卡存世者极少，甚至尚未见报道，近年由朝花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瑰宝》画册选用几幅出自阿里托林寺的唐卡标为吐蕃时代，其时代尚需考证。吐蕃时代唐卡在当时数量就少，而之后又因发生了朗达玛灭佛浪潮，吐蕃政权瓦解后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断和多种因素，所以吐蕃时期唐卡能够保存至今实是难得一见。
那么吐蕃时期的唐卡艺术是何种风格？多年来人们试图从敦煌艺术中找到其传承关系和踪迹。敦煌地处西陲，南与藏区毗邻，唐代中期吐蕃占领敦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敦煌也成为吐蕃的佛教圣地，在莫高窟留下了92个属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洞窟，虽有些洞窟如159窟中有《吐蕃赞普礼佛图》图像，但这些壁画多属传统敦煌艺术风格。属于吐蕃特点的壁画，一些学者认为，仅是榆林窟第25窟正壁《八大菩萨曼陀罗》，它为我们认识吐蕃王朝时期的艺术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大量绘制于8－11世纪的帛画得以再现，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骗买的数百幅帛画中有数十幅属于吐蕃绘画风格特点的作品，其中如大英博物馆所藏《观音曼陀罗》麻布着色，菩萨高髻三花冠，上身裸，下围红巾，身肉色，头光和身光均椭圆。另一《如意轮观音绢索》戴化佛宝冠，身金色六臂，半跏趺坐。纸本《虚空藏菩萨》并有藏文题记，另一纸本《观音菩萨像》等多为以上特点。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是吐蕃时期壁画粉本。这些帛画中有些人物造型、画法、构图、设色等与之后唐卡的画法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收藏于法国卢浮宫一幅绘于8世纪中叶的《莲花部八尊曼陀罗》帛画，高88厘米，宽60厘米。画面上绘的八尊密宗像，中间的主尊高大，四臂手拿法器，结跏趺坐，两侧与下部对称分布的七尊菩萨、护法神，身相较小。均头戴宝冠，宽肩细腰，身挂璎珞半裸、呈半跏、对足、舒坐等姿态坐于莲花座上，身后椭圆形背光。左下红脸三眼四臂护法神，手拿髅杖怒目圆睁。这幅帛字画法简练，设色单纯，以红、白黄、蓝、黑色为主，主尊发黑，显然是原色年久氧化而变，底色较浓重。其间点缀些四瓣小白花，从其对称式的构图、尊像的排列、人物的服饰、造型、法器等都与唐卡的画法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除此之外，斯坦因在藏经洞还发现几幅西藏风格的帛画。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有四幅很与众不同的画，它们是藏品中仅有的西藏风格作品，这些画很难归入其他类别，而且其中一幅画画的不是菩萨，而是女神多罗。其中有一幅是完整的麻布画，其颜色以胶画法涂在一层白色蜡状物上。它体现了成熟的西藏风格，大概是现存最早的西藏风格画，画中间是多罗女神坐在漂浮于水中的莲花上，周围环绕着八个小多罗像，小多罗之间分散着一些遇难和脱险的场景。前景中画着一个引人注目的鬼怪骑在马上。还有一幅纯粹的西藏风格的画是大画，在编织紧密的麻布上画着观音，观音像外套着层矩形框，框中画满了小菩萨像和法器。此外尚存两幅大纸画残件，以纯粹的西藏风格画成，其中之一大概是密教神曼陀罗，另一个上只剩下一些坐姿菩萨像。”斯坦因这段文字对这四幅画的描述，特别是那幅多罗女神，“多罗”亦称“救度母”，为藏传佛教女神。传为观音眼泪幻化的救苦救难本尊。以颜色区分为21种，而以白、绿度母最为常见，绿度母能救狮、象、蛇、水、火、贼、牢狱、非人所致的八种灾难。周围环绕着八个小多罗之间分散着一些遇难和脱险的场景。从其材料质地，底色处理到所画的内容、构图特点都能看到这就是早期唐卡在敦煌的遗存。只是书中未能附图，这四幅西藏式的帛画是否公布发表尚不得知。
从以上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所藏的吐蕃特点的帛画以及斯坦因所谈的四幅西藏式绘画，都能清楚看到吐蕃时期这种印度、尼泊尔，甚至西藏式风格帛画或唐卡已传入敦煌。从这些艺术风格与之后发现的西藏唐卡总能找到其渊源和艺术的相承关系。敦煌佛教艺术经数百年的发展到唐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那时佛教传入吐蕃只有近百年。佛教绘画初期传入尚处于模仿外来绘画的阶段，或吸收了印度、尼泊尔的艺术风格。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这种佛教艺术也就带入敦煌，使敦煌艺术呈现出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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